一摞裁作斗方的劣质麻纸上，写满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积善之家，必有馀庆”之类的格言。楷书的毛笔字，或大如拳头，或小不盈寸，却字字显出了深厚的功力，兼有着欧体的刚劲，赵体的圆润，撇捺之间，还透出一种心定气闲的坦然。谁能看得出，这竟然是拿了一辈子锄头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留给我和我的儿孙的遗墨呢！
当时，他已被查出胃癌晚期，去京城的妹妹家住了段日子，又回到了我上班的小城，一向硬朗的身子骨明显地衰弱了，但精神上却不像病人，依然笑容可掬，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每天早饭后，他便小学生似的坐在窗前，开始了他的“书法课”，难道不知道自己病情严重命在旦夕吗？不可能。妹夫曾领他去过几家大医院，进的都是肿瘤科，且回来后一直低烧连绵，嗓子也开始嘶哑，几近失音了，一个识文断字的明白人，肯定清楚自己来日无几，才有意给儿孙写出自己的期望了。
在父亲辞世15周年的忌日，我再次品读这些遗墨。读着读着，一团无法弥补的悔恨便弥漫了心头。唉，那时，我怎么没给老人买刀宣纸呢？是认为他的字不够名家？抑或对他写字本身就别有想法呢？
是的，我曾经对父亲的写字很不以为然。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写字并没给父亲带来任何好处。别的不说，他们那代人大都是目不识丁的“瞪眼瞎”，上过二年“馆学”的父亲算得上村里的“知识分子”了，可竟连个敲犁铧催工的村官也没捞上。——听母亲说，早年也有学校要聘他教书，他含着泪谢绝了，说：“校长，不行啊，爹娘走了，三个弟弟全靠俺拉扯哩，俺得推盐赚钱，养活一大家人哪！”建国初，父亲还当过一段村长，不久，开始了斗地主、分田地运动。我家近房的三奶奶年轻寡居，领着女儿，守身如玉，却摊上了成分。第二天，要去她家“打土豪”了，父亲实在不愿带头斗争自己敬重的“三婶子”，头晚就不辞而别，找参了军的三弟去了。结果，自然而然地被罢了官。打我记事起，父亲一直是个“光头”老百姓，一年到头起五更搭黄昏地“土里刨食”，打发着辛苦单调的岁月。尤其公社化后大搞农田建设那些年，冬天也不得清闲，还要拉着架车，跑百里外拉石子，好用来预制桥板井管。村里穷得叮当响，掏不出路上的饭钱旅费，出苦力的父老乡亲，只能啃自带的干粮，真真的风餐露宿，当牛做马了。
有一天，父亲拉石子半夜才回家。一大早，我就拿出一叠纸喊：“大，老师请您给俺班的同学写几张‘仿底’，让俺书法课上描字哩。” 父亲不顾疲劳，立即起床拿出笔墨。笔尖凝硬了，便放进嘴里轻轻地嚼。那神态，仿佛在品咂美酒佳肴。他先写了一张“人之初，性本善”，又写一张“人之初，性本善”……最后一张写的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写好后，一字一顿地读了一遍，说：“这一张你留下。”接下来，像对我，又像自言自语地道：“活出个人样来不易哩！好比拉着车，走在路窄霜滑的木板桥上，要用力，也要小心。一不留神，会跌倒落水哩！”
这句话和当时的情景，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多年后，我还在想，父亲读书并不多，只是粗通文墨罢了，怎么能写出如此漂亮的毛笔字，说出如此富有哲理的语言呢？我长期和文字打交道，反而自愧不如。倘若他能多上几年学，或者当了老师，说不定会成为诗人或书法家呢？可惜，一双本应握笔的手，却常年攥着锄头和镰刀，写字仅能偶尔为之，且无点滴收益，徒添劳累而已。别人拉石子回来，可以躺在床上喘口气，他不能。乡村的事情多而杂。东家娶媳妇，聘他当“总管”，西舍办丧事，请他做执事，他既要提前写好婚联呀、神牌呀、请柬呀……又要现场主持婚礼丧仪什么的，一场事办下来，无不累得半死。
尤其腊八一过，娶媳嫁女的多了，忙了这家忙那家，到了祭灶，更是忙上加忙，求写春联的排成队。他一放下农具就拿笔，几乎没有片刻的消停。直至除夕，父亲才顾上写自家的春联，并且总要多写一副，嘱咐我“去，帮三奶奶贴上。有钱没钱，贴副春联过年，别叫一个孤寡老人过不了年呀”。
恐怕父亲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言行影响了儿子，竟也给儿子带来了灾难。我读六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我的班主任出身地主家庭，自然而然地成了批斗对象。因为是班长、学习尖子，校革委点名要我揭发班主任“罪行”。我沉默以对。如同父亲不认为三奶奶是蛇蝎心肠的地主婆一样，在我的眼里，班主任就是个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的好教师，我怎能陷害自己的老师呢？结果，我没写出片言只语的揭发材料。校革委不相信一个小学生敢不听招呼，便把我的表现和父亲连在了一起，说父亲就是个封建余孽，连给学生写的“仿底”都渗透了毒液。于是，和地富子弟一样，我被打入了另册，成为革命师生大批判时的靶子。
实在受不了接踵而至的侮辱，我退学了，而心灵深处又渴望着读书，一时间，简直苦闷绝望到了极点，以至于迁怒于父亲了。一天晚饭后，我质问他：“大，你写字图个啥呢？劳力费神，不多得一粒子儿，还连累儿女……”父亲没有回话，只是装袋烟叶，点燃，闷闷地抽，苦涩的烟味儿呛得人直想流泪。久久，他才叹了口气：“唉，啥事理都颠倒了！”只一句，便低头无言了。
想不到退学不久，我们村也办起了学校，我竟然因祸得福，当上了民办教师。拨乱反正后，我又考入一所高校，端上了“铁饭碗”。父亲写字的时候倒越来越少了。“文革”十年，传统的婚丧礼仪都被当做“四旧”破除了，除了春联，哪还用得着毛笔字呢？之后，土地承包，我和妻都是民师，分了地却很少有时间耕种，家里的责任田基本上全靠父亲管理，他的笔也就束之高阁了。开始，我还以为他写字的心凉了呢！
当我把责任田转让了他人，才发现父亲对毛笔字钟情依旧，直到查出癌症后，仍练笔不辍。有天中午，看到他正全神贯注地写一副名联：“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写好后，他招我近前，用食指指了指“人”字，却哑哑地说不出话来。我的心猛地一疼，倏然想起他为我们写“仿底”的情景，止不住的泪在眼里直打转……
其实，“不期获报”未必就没有“报”。父亲病危的1997年春节，一大早，挤得满满一四轮拖斗车的乡亲，冒着零下七八度的严寒，跑百余里路，给老人拜年来了。父亲安葬时，更是家家送丧礼，全村皆哀容。公道自在人心，获报何需钱财？
今天，我再次展开父亲的遗墨，往事历历涌上心头。从字里行间，我总嗅出一种庄稼的味道。哦，也许，它算不上艺术品，不能挂进客厅；可它对我来说，却是金贵无比的精神食粮啊！我想，我应该给正敲击电脑的儿子和正在玩游戏的小孙子，讲讲爷爷的毛笔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