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首长打电话告诉我，某团七连抓住一个俘虏，腿被打断了，战地医院给他做过手术后，人已清醒，让我去审审他。

　　我带着汤翻译走进战地医院的病号帐篷，不由愕然。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又黑又矮又瘦，岂料他竟是1米75的个头，皮肤白皙，身体健壮，似乎看不出凶神恶煞般的野蛮。他闭着眼睛。我悄悄地把微型录音机放在他的枕头底下。

　　叽里咕噜，汤翻译按照我的意思说了一阵子，他嚎啕起来，说：“我有什么罪！”我说：“你们盘踞在我国领土上，修工事，挖堑壕，埋地雷，架铁丝网，杀害我国边民……你真的没有罪吗？”

　　顿了好长时间，他终于说话了。他说，他叫陈文勇，生于1963年1月，22岁。他心里充满了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印有星条旗的飞机蝗虫般扑来掠去？为什么村村寨寨里到处都是烟熏火燎的断垣残壁？他在凄风苦雨中长大了。他也曾问，为什么全国停战后对准南方的枪口突然转向了北方？为什么要在界碑那边大修永久工事？1982年2月，他秘密登上了北去的军车，开赴前线。经过严酷洗脑，连队发给他一杆冲锋枪，上面深深烙印着四个大字：中国制造。他就是用这杆冲锋枪对准“同志加兄弟”的胸口开了火……

　　我点燃一支烟刚吸两口，陈文勇就馋得两眼直冒光。我从兜里掏出一盒“大重九”，抽出一支递给他，又用打火机为他把烟点燃。他贪婪地吸着，把烟气咕咚咕咚地咽进肚里。他说，他们9月2日国庆日那天，每个兵只分到一盒“沙坝烟”，每盒5分钱。他还说，他曾从盘龙江里捞到一盒用塑料袋包着的“大重九”，全班17个人又抢又夺，最后竟大打出手。 

　　说到这里，陈文勇哭了，哭得很是伤心。他说，哥哥陈牛远在5月28日的来信中写道：“阿勇，你问我这里的生活，我告诉你吧，市场上大米仍然昂贵，一般是每公斤60元，猪肉每公斤220元，鱼每公斤270元， 鸡每公斤370元。”陈文勇当了3年的兵，每天的口粮是7两6钱，一天三餐不是吃木薯，就是喝苞米面糊糊，菜少得可怜，只好用盐水进餐。他每月的津贴费，仅够买4公两猪肉……

　　陈文勇说到的一个情况，令我们惊诧。他说，他的国家打了三十多年仗，大批男人死在荒山野岭，全国的寡妇过剩。曾有一个领导人到欧洲一个大国乞讨军火，人家不予恩赐，要求用农产品交换。这个领导人哑口无言，国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农产品做交易。他急中生智，说派一批妇女去当廉价劳动力。那个大国领导人嘲笑说，全派年轻姑娘也不行，你们的姑娘又黑又矮又瘦。这个领导人回国后下令：“寡妇姑娘上前线！”于是军中便有了寡妇营、姑娘连。每个男人连队里还配上一个8人的“妇女洗衣班”，妇女们白天为8个当官的洗衣、端茶、送饭，夜晚为8个当官的铺床、洗脚、捶背、按摩、暖被窝……

　　我严肃说，你侵略我们的国土，你打死打伤我们的战士，今天你也该反省了吧？陈文勇的脸色刷地变了，变成了蜡黄色，结结巴巴说：“我……我……我有罪！”

　　当然，我们边防战士对作恶多端的战争罪人也进行了严厉惩罚。

　　9月23日上午，经过激战，敌军盘踞的6个高地被我军全部夺回。战士们正在打扫战场，连指挥所命令D高地上的七班副班长李祥带两名战士赶赴A高地，为五班六班送去一部电台。李祥三人走下高地，突然发现一个敌兵穿个裤头、光着膀子，躲在一个流水盘回的小窝里。敌兵也同时发现了李祥三人，爬起来就跑。李祥端起冲锋枪，哒哒哒……敌兵没了踪影，却留下一路血迹。李祥三人又追出20多米，发现敌兵趴在高高的青草棵子里。李祥迅速扣动扳机，哒哒哒……敌兵“嗷”的一声惨叫，束手就擒。

　　陈文勇闭上眼睛，泪流满面，不停地说着：“我……我……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