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杰

　　生活中，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唠叨。母亲不唠叨别的，而唠叨“多子多福”。在母亲的人生词典里，“多子多福”这个词显得尤为重要，她认为，家里只要有人，什么都有了。

　　所以，三十年前，母亲不顾一切地生下五个孩子。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就整日不停地劳作，起早贪黑地挣工分，我基本上都是由我的三哥或四哥照看（大哥和二哥上学去了，三哥不会说话，四哥还没有入学）。有时我问母亲，“娘，看您整天累得啥样？”母亲则慢条斯理地说，“白天，娘顾不上看你，可娘也没有办法啊，娘不干活，你大哥、二哥指望啥上学，将来指望啥给你们兄弟五人盖房子娶媳妇啊。”娘说了一大串话，我似懂非懂地歪着脑袋聆听。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入了村小学。之后三年，我大哥和二哥相继结婚。然而母亲却依旧唠叨着给大哥和二哥“下任务”。“老大、老二听着，每家至少要有三个孩子以上，谁家完不成任务，我就跟你们没完，不认他这个儿子！”

　　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加，我对母亲“多子多福”的观点产生了疑惑。村里孩子少的人家，吃的、穿的和住的明显比我家好得多。

　　母亲由于孩子多，面容显得比同龄人苍老得多。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母亲称我“小五”。一九九八年我考上了师范学校，带着梦想和憧憬步入了高一级学堂。

　　我师范毕业踏上了三尺讲台。每逢周末回家，母亲总免不了唠叨几句，“你不小了，赶紧结婚成个家吧，村里跟你一样大的年轻人，人家都有几个孩子了。”我笑着说，“娘，急啥？现在啥年代啦，不是你们生产队的那个时候啦，国家提倡晚婚晚育呢。”

　　二零零五年冬我结了婚。母亲终于可以大松口气了——完成了任务。这时母亲已经六十二岁了。我和妻子结婚后一年，顺其自然地有了一个小孩。不知怎么回事，母亲再也没有在我和妻子面前提起关于再要一个小孩的事情。我有些纳闷，难道母亲“多子多福”的旧观念也与时俱进了？一天，我故意问母亲，“娘，我和自豪妈还想再添一个孩子，您看行不？”娘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话。“孩子，你知道娘这几十年来走的多苦多累，就是因为孩子多造成的。娘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孩子可不能要多，顶多两个。孩子多是罪啊！”我反问母亲，“娘，以前您不是总说‘多子多福’吗？如今您的观点咋变了？”娘不好意思地“扑哧”一声笑了，“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观念陈旧，哪像现在啊，啥都开放啦，人们都想通了，自觉实行计划生育，都知道孩子多了是累赘，孩子少了才能致富的道理啊。”

　　我说，“娘，您懂得真不少哩？”

　　娘说，“那当然啦，娘可不是三十年前的娘啦！”

　　前不久，我和妻子、儿子一块儿回家给母亲过六十八岁生日。母亲见着我又唠叨开了，“你别嫌弃娘的话多，千万要记住，孩子可不能要多，要一个孩好。”我笑着告诉母亲，“娘，请您放心。”说着，我从怀里掏出一个紫本本，双手递给母亲。“娘，这是我半年前在乡计生办办理的独生子女证。”

　　母亲捧着紫本本，激动地说，“孩子，你真行，跟着党的政策走，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