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

　　2013年，“大妈”（Dama）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牛津词典，中国社会中又多了一个特定群体。在大众传媒上，大妈通常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她们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在诸如《最炫民族风》等的劲爆音乐声中翩翩起舞；她们出入国外的高档商场与国内的社区超市，以买打折鸡蛋的速度抢LV，也以买LV的热情挑选鸡蛋；她们出没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在上面择菜、抢座，与别人争吵……（7月20日《现代快报》）

　　就算“中国大妈”可以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是不是人人都挥舞道德大棒就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了呢？在对“中国大妈”进行评判之前，我们先应该厘清几个问题：“中国大妈”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人、朋友、邻居也多被归类到“中国大妈”这个群体中；“中国大妈”跳广场舞，是在追求健康和快乐，而这是她们的权利；不让“中国大妈”挤公交，难道你让她们重新学驾照吗？

　　“中国大妈”是最没有话语权的群体。她们已经退休，她们多半文化程度不高，甚至都不会上网，是电视的忠实粉丝，不认为抗日剧和家庭剧恶心，喜欢看“话唠性”节目；在健身这事上，她们没有那么多的文艺范儿，相比于机械舞、现代舞、拉丁舞，她们喜欢台词和曲调都在小学水平的《最炫民族风》。

　　污名化“中国大妈”这样一个群体，其实也是在污名化我们的社会。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其间的各个群体都应该是彼此互相尊重并求同而存异。如果哪一个群体的问题特别严重，只能说这个社会的某种资源，在对不同年龄群体进行分配时，产生了不均。比如，对于广场舞，我们似乎可以责问城市建设的人均广场面积、人均绿地面积是不是达到了西方国家的水平。

　　污名化“中国大妈”，不过是在掩饰当下社会的一些不完美之处，然后，把制度的问题、政府的责任与全体社会民众的道德问题，都具化到某一个无辜的群体身上。污名化之后，除了“中国大妈”之外的群体，政府部门也不需要对广场和绿地扩建了，其他人也不需要“每日三省吾身”了。

　　污名化一个群体，不是理智的做法，不能把这个社会中的问题强加到任何一个群体身上。这样的社会情绪如果滋长起来，根据“污名不易消除”和“快速传染”等特性，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可能被污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