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据媒体报道，因退票被收取20%服务费，律师董正伟要求国家铁路局公开定价信息和退票成本信息，铁路局回复称“不属于公开事项”，董正伟遂起诉对方。日前，北京市一中院判定国家铁路局败诉，认为原回复行政违法，予以撤销，判决其重新答复。

　　仅仅一句“不属于公开事项”，就试图遮掩问题，规避责任，未免太过轻巧。在国家铁路局与铁路总公司已然“分家”的情势下，依据相关法律，旅客、货物运输杂费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当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规定。因此，国家铁路局有责任有义务解释清楚收费依据、标准设定乃至退票的相关成本信息。

　　这是一种常识。但凡涉及民生的收费项目，没有理由不公开相关信息。已经进入政企分开的铁路部门，不该再延续以往的惯性，动辄就忽略民意。其实，并不是说退票就一定不能收费，而是收费一定要恪守程序正义，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不然，想起一出就是一出，想收多少就是多少，亿万旅客的切身利益又该如何保障？

　　此外，这一事件也暴露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一者，现行条例规定的公开事项还比较粗线条，缺乏具体、细密的规定，相关行政部门往往以“公开范围”作挡箭牌，随意曲解条例，擅自扩大不公开的范围；再者，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习惯于权力的封闭运行，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对实践事务的判断上，往往倾向于不公开。这也与政府部门的利益诉求有关，这一点在涉及收费项目公开方面尤为明显。

　　面对种种纷扰，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认真领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义，以最大的诚意推进信息公开，不能随便找借口扩大不公开范围，甚至连理由也不讲，只是简单强调“不属于公开事项”了事；更不能漠视民众对于政府运作的知情权，试图维持权力的封闭运行。

　　另一方面，信息究竟应不应该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不能仅凭行政部门的一句回复，而是应该听从法律的裁定。不可否认，此前，很多有关起诉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例，原告败诉的比例极高。去年，北京大学相关机构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过去五年，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已占中国行政案件一审的10%，但法院驳回起诉的较多，而原告胜诉的情况较少。然而，随着法律的普及，以及整个社会共识的增进，这种情况正在逐步改进，这一次，北京市一中院关于退票收费的判决就是例证。

　　公权力部门似乎应该明白，该公开的，一定要公开；该早公开的，一定要及早公开。这不仅仅是民众的意愿，更是法律赋予民众的正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