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三四世纪，随着巴蜀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饮茶的风俗沿长江中下游流传开来。魏晋南北朝时，在江南，包括东南沿海，饮茶之风在世族和士族中日盛，成为社 会活动的一种媒介。

　　在这种风气感染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的豪门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饮茶。

　　史载，三国东吴的韦昭，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县)人。少好学，善文章，著有《孝经注》《论语注》《国语注》等书。东吴末帝孙皓在位时，封高陵亭侯，迁中坊仆射，后为侍中。

　　也许长期生活在江南，他喜饮茶，却不善喝酒。偏偏遇上孙皓在位16年，常宴饮群臣，不醉不归。而且，还找来黄门郎10人，作为宴会监酒司过。宴罢，令各奏其过，以朝谑公卿、举发私短为欢。

　　酒量不过三升的韦昭参加宴饮时，偷偷以茶代酒。结果，韦昭以不奉诏命，于凤凰二年(273年)入狱。

　　不奉诏命罪，貌似因以茶代酒起，其实，祸起于当年孙皓即位，欲为其父孙和入史书作纪，而修史的韦昭却以孙和不登帝位，只有资格作传，由此触怒孙皓。积前后嫌怨，韦昭在狱中也就难逃一死。

　　以士风而论，韦昭一介儒学之士，并非主张“任情废礼”的玄学，冲击传统旧礼法。然而，只要抗君命、逆龙鳞，一桩小小的“茶饮”事件，也会弄掉了脑袋。

　　汉末到晋末，士族阶层开始形成、发展。当时，战乱频频，社会动荡，士风活跃，传统的旧礼法不足以适应已变化的社会状态。

　　但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固然分明，就是士族与世族之间、世族与世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甚至不是门当户对，就不通婚姻。

　　《世说新语》录有二则有趣的“茶饮”故事：

　　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太傅褚衺(字季野)初过江后，来到苏州，正巧当地的豪强大族在金阊亭(今苏州阊门)会聚饮茶。

　　虽然褚太傅官高名重，但乍到江南，却不为人识。于是，被人吩咐左右特别“关照”：多斟茶水，不断添续，尽量少给佐茶的蜜渍瓜果，让褚衺始终吃不上。明知受到轻侮，褚太傅倒也沉得住气。

　　直至饮罢，他才徐徐举手，对众人报上姓名：“褚季野。”一下子，四座大惊而散，无不狼狈。难怪人称褚季野“皮里阳秋”，意即外表虽不言语，而四时之气蕴备。说来令人可笑，那时连饮茶也非得分个三五九等。

　　另一则故事与号称“仲父”的王导(字茂弘)有关。王导出身士族，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任丞相。当他悉知任瞻要到江南，便邀上名人贤士一起，列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迎接。

　　说起任瞻，字育长，乐安人，与王导属山东老乡，官宦子弟。年少时，颇有美名，形象俊朗。当时的权贵王戎选女婿，任瞻被列入四名候选人之一。可是，他一过江，人便变糊涂了。

　　王导与任瞻一见面，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众人入席坐下，茶水一送上来，任瞻便问：“此为茶为茗？”茗，即晚采的茶叶。旁人一听，面露怪异的神色。

　　任瞻觉察后，又自我解释：“刚才问是热的，还是冷的？”尽管如此，王导还是按照昔日在北方时一样，热情相待。

　　之所以有这种待人之道、容人之量，20多年间，王导才能够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稳定东晋在南方的统治。

　　茶饮，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既平常又普通，却可窥魏晋风度。

　　（茶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