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昕

　　对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普希金是个大人物。中国文学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与中国读者，普遍汲取过俄罗斯文学营养。作为俄罗斯闪着金光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普希金的大名在中国广为传播，其作品读者甚众。

　　诗歌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该著带来的巨大影响，规范了俄罗斯官话，俄罗斯语言因此变得高贵。推测起来，俄罗斯官话相当于中国的普通话，兹事体大。结缘《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我正在故乡读初中，身体与心灵洋溢着泥土气息。因给县电台写稿，我的名字经常响在广播喇叭里，所以在乡里已小有名气。那广播喇叭是乡里人感知外界的重要渠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给广播喇叭供稿子，很神气。

　　给电台写稿子，不论长短，一条稿子一元，只要名字响在广播喇叭里，就意味着有钱进账。每个月，我都有三五条稿子被选用。在电台，我是优秀写手；在家乡人眼里，我是个会赚钱的人，那可是评判人优劣能否的重要标准。

　　距离乡中学不远，有一条小街，小街尽头是乡政府驻地。小街每天有早集，赶集的人很多，进行着各种交易。故而小街是乡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在有故事的地方，我也就有稿子写，我经常游荡在那里采集信息。

　　我记得，那是一个阴雨天，街上人很少，满街黄泥巴如同磁铁，能把人鞋底子吸掉。人少，事就少，我没有什么发现，为了避雨，我躲进了乡上惟一的书店。书店是公办的，挂着书店的牌子，但主要商品不是书。可怜的几十本书被针头线脑锅碗瓢盆挤到一个角落里，沦落成配角，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书店的经营者是一位中年女子，与我同村，名叫凤英。她丈夫是乡供销社的电工，在一次事故中身亡。她顶丈夫的指标在书店上班。凤英是村里惟一读完初中的女人，算是女秀才。知道我是县电台的通讯员，她对我很客气。书店里的书在玻璃柜台里供着，除了革命小册子，就是一些养殖、种植类的书，对于我这种心灵饥渴的人，没有吸引力。

　　书店是我心中的圣殿，当我发现它是一座空城，很失望。这时候，凤英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凤英告诉我，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只是试着进了一本，一直卖不出去，只好把它放在一边。如果我要买，她以进货价钱卖给我。我怦然心动。书价八毛五分，相当于我一星期的伙食费，我没有犹豫，当场成交。

　　把书揣在怀里，我如同得了宝贝一样跑回家。夜里，在一盏油灯下，我开始读，慢慢地，一个俄罗斯苦闷青年的形象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形象也在我心里光辉起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那时，我觉得我就是一位中国乡村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不过，我与他的苦闷彷徨不一样，我用阅读让生命变得充盈而饱满，以写作为人生寻找出路。

　　知道我喜欢普希金的书，凤英在进货时便专门为我捎书，统统按进价给我。她成了我心目中的达吉雅娜，那书店也成了我一个人的精神加油站。在读过《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后，我又读了《上尉的女儿》《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知不觉中，我走进了文学殿堂，文学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人生的路虽然很长,可最关键的只有几步”。后来，我写的诗集得奖，进入郑州工作相继写出了长篇小说《城市课》《鱼的海》，到今天又写了长篇小说《驯风记》，这一切都与那段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那是我文字人生的开始，虽然懵懂，但有意义。如果没有那段生活，真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