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扶沟县城，1975年7月高中毕业，接到县里的下乡通知。那天，县知青办和城关镇将全县所有高、初中毕业的具有城市户口的学生，集中在县城大礼堂开欢送大会，向下乡知青配发了大红花，然后敲锣打鼓、送上汽车。

　　中午时分，我们一行36名知青来到下乡地点——扶沟县城北十里远的高河套大队知青点。那时，高河套大队归属于大李庄公社。大队没有迎接仪式，县知青办的人与大队的干部接了头，就让我们按男生、女生分别住进了4栋平房里。我们的管理方式是“三集中一分散”，即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分散劳动。36名知青，正好分4个组，分别安排到高河套大队的第一、二、三、四生产队，我与另外8位同学分到了第二生产队。

　　高河套大队是县里的农业典型村，特别是在营养钵棉花种植与推广方面，领先全省乃至全国。全大队棉花种植面积占到农作物面积的2/3，农民种植棉花，人人称得上是把好手。我们大多数农活是棉田的活，不是打钵备土、备料，就是育苗移栽，或者打药、施肥、整枝打杈、摘花、晒花、轧花。余下的农活，多是送粪、打畦、锄地、收割等大田生产。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可以伴随着县知青办赠送的留声机上唱几句，娱乐娱乐，一天的劳累很快就消失了。有时候，还打打篮球，知青集体生活还是比较轻松和愉快的。

　　高河套大队的支书高喜，是个精明人，工作能力强、人缘好。当时知青的名声不好，常有好吃懒做、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高喜支书怕我们给他捣蛋，就利用我们上进、逞强等心理，把我们知青中稍有些能力的人都安排成生产队的干部，于是我们知青点的多数人就都有了“头衔”。我被授予第二生产队的生产队长职务，负责敲钟、上工派活和大田生产调度，这是我有生以来干的管人管事最多的一个“官”。我自感有压力，责任感非常强，事事率先垂范，全身心投入工作。

　　现在看来，小小年纪、小小队长，既不容易，也不简单，百十号人，朝勤晚息，所有事考虑安排，亲力亲为，天天如此，我确实得到了锻炼。

　　高河套是黄河故道，土壤沙化严重。为了改良土壤，当时大李庄公社的党委书记朱法勤倡导并带头拉淤土压沙，就是在冬季农闲时组织劳动力到附近的贾鲁河河滩拉淤土，放到大田地里风化，等来年春上撒到地里与沙土掺和，改良土壤。为了多挣工分，我们知青谁也不再偷懒，两个人一辆架子车，天不明就起床，跑到离高河套村三四里远的贾鲁河河滩去拉淤土。那时冬天很冷，去时，我们冻得要死，回来时累得要命，就这样傻干了一个多月，挣了几百个工分，虽累犹欣。

　　1977年，知青点的人员开始陆续返城，先是几个知青回去，后来走了5个当兵的。走的时候我们合影，心里五味杂陈，多么不希望大家就这么散去。其实，随后就轮到我加入离去的人群。

　　1977年下半年，我们从广播、报纸上得知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都犹豫不决。高喜支书黑下脸下逐客令：“愿意考大学的，回家复习，不愿考学的，一块儿上河工，明天知青点封伙”。“封伙”就意味着没饭吃了，上河工肯定要受冻受累。大家纷纷选择了回家复习，现在想一想，感觉那时的高喜支书的这个决定，其实是他有意在暗地里支持知青娃们考学，将来有个好前途。

　　1977年12月12日至13日，我们在大李庄公社中学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考试就像过年。高考之后，所有的知青都回去上工了，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旧样。1978年春天里的一天，我正在地里浇棉花，突然有人喊我，告诉我有我的挂号信。我丢下铁锨，赤脚跑回知青点，果然有我的信。我太激动了，心咚咚地跳，打开信封，里面竟是一张《入学录取通知书》，我被周口地区农业学校录取了。我抑制住自己的喜悦，几乎是冲回到地里，洗脚穿鞋，扛了铁锨，谁也没打招呼就奔回了县城。在那个年代，上大学就意味着离开农村找到了工作，就意味着由知青将要变成干部了，也就意味着我的人生将步入新的历程。

　　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很快被村民们知道了。该走了，村里人纷纷来串门，送几斤粮票，兜几个鸡蛋，有的还送两条枕巾。的确在相处的日子里，我和这里的村庄、村民、知青战友，无形中已经结下深深的情谊，这种情感黏黏的，一辈子割舍不了。走的那天，我的工分结算了一麻袋玉米和一麻袋小麦，二队派小手扶拖拉机送我回城，送我的人排了好长。再见了，高河套，让我成长、进步和难忘的地方……（何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