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隆冬，随着知青下乡的浪潮，我抱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志向，来到沈丘县东南部一个名叫土楼村的偏僻小乡村插队。

　　我们刚到村口，社员们就迎了上来，一位老大爷说：“娃啊，可把你们盼来了！”虽天寒地冻，大爷的话说得我们这群城市娃浑身热乎乎的。

　　土楼村是方圆十里最穷的村。土楼村没有楼房，更连瓦房也没有，基本上都是土坯墙、茅草顶的房子。村里的姑娘想跳出穷坑，拼命往外嫁，外村的姑娘不愿来，不少青年人打光棍。遇上阴雨天，村里的泥深半尺，粘似胶。青壮年人要穿上泥机子（木制，用绳子系在脚下）出门行走，颇似踩高跷。

　　一位叫梁万田的社员与我同姓，参加过八路军，打过鬼子，立过多次战功，是老革命。他复员后，在村里当民兵排长。当兵出身的人性情倔强，尽管我俩是同姓爷们，可他对我并不照顾，有时还找我的“茬”。一次锄地，我砍掉了庄稼苗，他让记工员扣了我两个工分。类似的事发生过多次。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公私分明。他的妻子人称 “大辫子”，是个贤淑的女子，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做饭洗衣，喂猪养羊，里里外外一把手。这个大辫嫂子对我这个小弟弟并不外气，时不时叫我吃她蒸的热红薯和亲手擀的杂面条。

　　一天下午，我们临近收工的时候，天骤然下起了大雨，社员们纷纷往家跑。梁万田顿感肚疼，到家时已疼痛难忍，躺在床上汗珠直滚。他弟弟梁万仓请来赤脚医生，可医生说治不了，需抬到公社卫生院治疗。

　　当时，不少社员都围在梁万田身边，心急火燎，既想分担梁万田的痛苦，又想帮他做点什么。队长当即决定派4个人把梁万田送往公社卫生院。队长把眼光落在了我身上。我似乎觉察出队长的顾虑：城里人能不能吃这个苦，愿不愿去？我当即表态：“队长，让我去！”

　　土楼村离公社卫生院大约十里路程，土路，尽管用砖渣、石子垫过，仍高低不平。天上，雨杂着雷声越下越大，路越走越难走。为了不使病人受淋，我把自己身上披的一块塑料布盖在他身上，自己则戴了一顶旧草帽。身上已被雨水湿透，脚上的鞋也被泥水吸掉，只能赤脚前行，踩着泥水，脚指头还是被玻璃片割破，鲜血直流，十指连心哪！我当时自言自语：这与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英雄们相比算得什么？不能掉队，救人要紧。

　　到公社卫生院时，天色已晚，经医生会诊，梁万田是胃穿孔，需立即动手术，不然会有生命危险。但是，院里发电机没汽油了，发不成电，就动不成手术。院长当即让转到县医院。大家听后都急出了一身汗，那时候没有救护车，就连县委书记下乡还要骑自行车。这里离县城大约25公里，抬到县医院最少得4个多小时，抬不到地方，病人恐怕就没命了。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我想到了自己的同学孙贯甲。他在公社电影队当队长，能不能向他借点汽油发电呢？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一致赞成。

　　我淌着泥水奔到电影队，拍门叫了一会儿，开门的正是孙贯甲。他见我这个老同学一副落汤鸡，打趣地说：你不是到广阔天地了？我简单说明了来意，希望他给予帮助。他怏怏不乐地说：“放电影是个政治任务，我们上级有规定，汽油不准外借、外用。我连打火机的汽油都没敢用过。”我听了脑子一下懵了，央求他说：“救人要紧啊！过后我一定把汽油还你。”看他仍不开“恩”，一副铁面无私的严肃样，我急得头冒火星。时间就是生命，我磨破了嘴皮，只差给他磕头了。孙贯甲还是被感动了，说：“亏你一片好心，咱有言在先，我借你20斤汽油，你可尽快还我。”我说：“一定。”

　　我借回汽油，发电机转动了起来，手术室的灯也亮了。医生将病人推进手术室，我们在手术室门口等候。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梁万田的手术顺利完成。他得救了，压在大家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件事已过去45个年头了，我回城参加工作也近40年了，不知“故乡”土楼变成啥样……

　　今年8月下乡考察，在集市上偶遇土楼村的人，问起村里情况，村人说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村子里大都盖起了小洋楼。他特别提到，梁万田还活着。“哎呀！梁排长还活着！屈指算来90多岁了吧，早该儿孙满堂了！”我惊喜不已。

　　晚上7点多钟，我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手机铃响了，电话那边说：“我是梁万田……”

　　“大哥，你好？想不到这么快就联系上了。”我们哥俩唠起嗑，相隔45年，有说不尽的话语。当我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给抗战老兵每人发放5000元生活补贴款的好消息告诉他时，这位电话里的老兵哽咽了：“好，好！我活到现在值啦……”

　　（梁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