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全欣

俺大姑，嫁到了离俺村子二十多里的朱庄。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带着一篮子大馍和果子，一大早骑自行车出发，往北走，穿过七八个村，跨过三条河、两道沟，中午时分才能到地方。

大姑一年四季头上都裹着厚厚的头巾，病怏怏的样子。家里有三间低矮的泥墙房，一间小灶屋在堂屋西侧，门口的那棵大枣树，让小院有了几分诗意。这是大姑和她家给我的最初印象。

我8岁那年的正月初五，我和二哥一起去给大姑拜年。大姑见我们来了，热情迎接，“看俺这娘家侄儿，多给她姑争光。”大姑搂住我，抚摸着我的头。

午餐马上开始。按照习俗，饭前要拜年。二哥带着我来到正在做饭的大姑和姑父跟前，“姑父，大姑，给您拜年了！一年一个头，可不能省了啊！”我们把在家练习了上百次的话，生硬地念了出来。大姑说：“不拜了，不拜了，你们来看大姑，我就高兴哩不能行啦！”“接下来要发压岁钱了。”我心里想。可接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

开饭了。大姑给我们熬了一锅咸汤，有几块肉，更多的是粉条、萝卜、豆腐。我没有兴致，匆匆吃了几口。

吃过饭，我便嚷嚷着哥哥回家。大姑知道天短、路远，也没留我们。眼看着要出发了，我终于按捺不住问道：“大姑，您不发压岁钱吗？”

大姑一听这话，表情瞬间变了。“看看，我这脑子，有，有。”说着话，大姑跑到屋里，拿出来一些钱。我可不谦虚，接了过来，倒是二哥，还故作矜持，不要，不要，我大了，但最终还是接下了。

出了村子，我和二哥开始数大姑给的压岁钱，我的八毛，二哥的五毛。

如今，大姑作古已二十多年。去年春节，我们驱车前往朱庄给姑父拜年，又说起八毛钱的事。姑父老泪纵横：“你姑呀，一点福渣儿都没享！”一句话，说得我鼻子一酸，干了一杯酒。

俺二舅没儿没女。逢年过节，就成了俺娘的一分牵挂。

我10岁那年的正月初二，俺娘让我到二舅家拜年。俺娘给二舅的礼物可不一般，有丸子、包子，还有背着俺爸偷偷切下来准备待客用的猪头肉，还有一条炸熟的鱼。

说实话，对于肉，我真馋。过年待客，大人不让小孩陪客，如果桌上有鱼，俺爸硬是不去吃，想着下次待客还能用。一路上，我一直惦记着那条焦黄焦黄的鱼，香气一直在我鼻尖环绕，挥之不去，像在考验我的定力。

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就是把鱼吃了，俺爸和俺娘也不知道，二舅更不会知道。

说干就干。我来到一条小河边，不一会儿，一条鱼便化作腹中食物。解馋了！我拾起一片树叶一抹嘴，向二舅家奔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出了正月，俺村有人唱戏，于是俺娘请二舅来听戏。俺娘问起二舅：“那红鱼你咋吃的？”二舅一时没明白，说：“哪来的红鱼啊！”俺娘愣了一下，没再问下去。

第二天，平时舍不得花钱的俺娘，从集上买了两条鱼，洒上盐、拌上面、过油炸，还是焦黄焦黄的。一条留给我吃，另外一条让我给二舅送去。

春节又要到了，我买了几条鱼，照着母亲的做法，洒上盐、拌上面、过油炸……心里感叹：再也见不到俺娘和二舅了。

俺姐夫，文化水平不高，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以前，他和附近的十来个人，跑到砀山、灵宝，批发梨、苹果回来卖。

我13岁那年的寒假，姐夫带回来两车梨，想着年前多卖点。俺爸对我说：“你帮着你哥卖梨吧。”

腊月二十七，吃过早饭，我们拉着一架子车的梨向一个叫“倒栽槐”的地方出发。“倒栽槐”靠着周口与沈丘之间的交通要道，人流量大。刚开始，我劲头可大了，拉着架子车小跑起来，慢慢地，没劲儿了。姐夫说：“别急，路远着呢！”我听了姐夫的话，一路上成为他的好帮手。最难走的地方，是一处大洼地，焦黑焦黑的淤泥粘满车轮，拉起来很吃力，我们的鞋子，也一次次被泥巴带掉。这几里泥泞，搞得我们狼狈不堪。

从淮阳鲁台到“倒栽槐”，几十里的路，我们一脚一脚丈量。下午，我们找到一个小店，住了下来。临睡的时候，姐夫用绳子一头拴着架子车，另一头绑在脚上。我不理解，问他咋回事？他嘿嘿一笑，没有解释。

在“倒栽槐”，姐夫负责招揽生意、过秤，我负责收钱、找钱，大年三十早上，梨卖完了！回家的路上，遇到一段好路，姐夫不拉车了，而是调转车头，坐在车把上，脚往后反复蹬地。有了惯性的帮助，架子车向前移动，省了不少力气。而我呢，躺在架子车上，仰望冬日的晴空，回忆着人生第一次“外出经商”，耳边，鞭炮声此起彼伏，一阵阵诱人的香味儿飘过鼻尖……

回到家，姐夫奖励我50块钱。姐姐带着我到集上买了一件“羽绒服”。后来才知道，那哪是羽绒服啊！但那个冬天，我却感到很温暖。尽管直到开学，我肩膀上的勒痕还清晰可见、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