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世的时候，认过一个义子，俗称干儿。干儿乳名叫百岁。

百岁家和我们住一个集镇，我家在南头，他家在东头，相距不远，拐个弯就到了。百岁家在东头算是穷户，他父亲是个木匠，脚跛，曾来我家做过木工活，打个桌子板凳。百岁姓氏大名，至今我也没有确认过。他大我将近十岁，中等个头，面貌特别，年轻轻的长个老头样，活像电影《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村镇上的人便给他起个外号“杨白劳”。打从我记事，老的少的都这样称呼他，这外号就叫响了。而那时，百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小伙子。

在农村，结干亲是有讲究的。小孩子幼年过门槛，认干亲，要么这个孩子特别娇贵，要么这个孩子命相不好。我思忖，百岁应是属于命相不好，命不硬，不好养活。于母亲来说，我一直不解她为啥认百岁做干儿子。除了母亲的善良，我找不到其他的理由。

记忆最深的，是百岁给母亲拜年。除夕夜，起五更，百岁常常是最早登门来家拜年的人。奶奶刚点上蜡烛，大门就响了，不用猜，一准是百岁来了。百岁声音清脆洪亮，一口一个娘，叫得比我们弟兄们都顺溜。他挎个竹篮子，里面有馒头和果品。百岁拜年不像其他小辈，寒暄几句就走了。他话茬子稠，总要坐下来，从年头到年尾，庄稼收成，邻里纠纷，来年打算，把大小事都理一遍。那些年我还小，缩在里间被窝里，竖着耳朵听百岁唠叨。有的大年夜，天太冷，母亲没有起床，百岁就一个人在堂屋袖手端坐，隔着秫秸箔帘和母亲说话。百岁临走时会说：“娘，我给您磕个头吧。”母亲回应，磕头就算了，还不到受头年纪。这样，我终没见过百岁磕头行礼。一年又一年，我从百岁口中知道村镇上发生了哪些事，也大致知道谁家日子过得比较好。我还知道，百岁年龄越来越大，娶媳妇很困难，眼看着要打光棍了。百岁话语中透着焦虑， 母亲也替他唉声叹气。

改变命运的办法就是摆脱贫穷。百岁早早辍学，没有子承父业做木匠，平常除了干农活之外，就是不停地干杂工。一年到头，百岁浑身上下没有干净过。有年冬天，我在街上碰见百岁，看到他赤脚穿鞋，一身泥土，敞着怀，戴一顶破棉帽子，两个耳把子忽闪忽闪的。一问，他说正给人帮工盖房子。我上小学的时候，百岁是学校的杂工，专事打扫学校厕所。一个小伙子收拾厕所，这种脏活累活是很让人难为情的。“杨白劳在打扫厕所。”“你哥又来劳动啦。”周围有同学知道百岁是我母亲的干儿，就故意凑近告诉我，这时，我脸微微泛红。同学们很好奇，百岁怎么打扫女生厕所。百岁先是吆喝几声，接着，在打扫男生厕所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的外衣，搭在女生厕所的门头墙上。女生一看墙上有衣裳，便知道“杨白劳”要打扫厕所了，这成了学校约定俗成的标记。

还好，百岁在三十多岁时终于娶妻成家了，可以想像，费了很大周折。媳妇年龄比百岁小一截子，人不太精。这是母亲的原话。我见过百岁媳妇几次，她爱到我家串门，有时也带着娃来。这个媳妇说话一惊一乍的，声音尖细。临走时，母亲断不会让百岁媳妇空着手回去，不是掂给她一兜吃的，就是送件小孩子穿的用的。百岁媳妇先是嚷着不要，而后就是数落百岁，没有给母亲帮上忙，不够孝顺云云。

“一窝孩子要上学，花销大，不能闲着。”这是百岁常常挂在嘴边的话。百岁更加忙碌。他贩过水果，烤过烧饼，还曾动过外出打工的念头。后来，百岁一家几口也吃上了低保。一年春节，我问母亲，百岁咋没来拜年。母亲说，别提了，百岁差点没被烧死。原来，那几年百岁为了挣快钱，跟外村人学制鞭炮，我父亲还曾被他叫去帮着插炮捻。春节前他抓紧赶活，操作不慎失火了，万幸的是，没有酿成大祸，百岁半边脸烧伤了，算是捡回一条命。

那年深秋，母亲去世，我似乎没有见到百岁的身影，倒是隐约听到百岁媳妇高一嗓子低一腔的哭声。后来，我问二哥，百岁去哪了，百岁还活着吗？话一出口，我顿觉自己问的奇怪和不尊。难道百岁不应理所当然地活着吗？然而，在底层，卑微的生命既坚韧又脆弱，生活的艰辛，命运的无常，往往会打断人生的逻辑。百岁一家生活粗砺，百岁也仅仅是活着。多少人在追求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而有的人，活着已是拼尽全力。百岁就是这样的人。　　

人的记忆是沉睡和朦胧的。百岁撞开了我记忆的门，但回忆是那么酸楚！我和百岁已多年不曾谋面，我知道，他一直在努力打拼，为子孙创造受教育的条件，试图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生逢美好时代，相信百岁不管是奋斗，还是挣扎，一定能品尝幸福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