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燕

我一直以为，我写不了小说，尽管我有很多素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偏执地认为文字就应该是个真诚且直白的载体，容不得一丝虚构。

当然，我并不排斥读小说。相反，除了各类书评与历史类读物，小说紧追其次，亦是我爱的文体。

说起读小说，如今我更偏向于读外国类书籍。从毛姆到巴尔扎克，从马尔克斯到狄更斯，从米切尔到雨果，从川端康城到渡边淳一，尔后是村上春树，外国作家的著作几乎占满了我的书架，随手翻来，感触依然。除了这些享誉世界的大文豪，还有很多各国小众作家，低调、谦逊、才华横溢。

朋友取笑我，问我是不是崇洋媚外？真不是。事实上我对文字的喜爱最初就来源于贾平凹、余华、钱钟书、木心、梁文道这些中国作家的熏陶和引领。至今仍然清晰记得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不再考虑功课，我每日早早吃过早饭，就跑去学校后门路边的一个小书摊，坐在马路边上，手捧二手书甚至不知是几手书，如饥似渴翻阅的场景。

有一天，用妈妈给的吃早餐的5块钱淘到一本已经没有书皮的《废都》，虽然删减，虽是盗版，可依然是厚厚的一本。

后来，不知是读书太多，还是读书让我的眼界更宽了，总有一种想往外挣脱的感觉，且越来越强烈。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让我跳出了固有的思维桎梏，从这一本延伸到下一本，逐渐跨进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领域，充斥在心中的是一种畅快和轻松。

说到底，如今更偏向于选择外国书籍，或许就是与个人秉性有关。

我是个散漫的人，怕拘着。不大喜欢苦大仇深的伤痛文学，怕自身定力不够，陷入其中无法自控。人生本就是不断被捶打、被磨练的过程，不要过于委屈自己，读点高于生活的文字。除了伤痕，还能读出些许美好与轻盈，也算是一种苦中作乐了。

年前，听了刘庆邦老师的讲座，就小说创作给予了一些建议，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结合自己的文学作品与生活进行的剖析与对比。之后读了他的陪护日记《我就是我母亲》，情真意切、构思巧妙，语言质朴，就如乡邻故里，读后倍感亲切。

相继读了他的小说《鞋》《神木》等，感受到了其文学作品大气而不浮夸，如他本人一般朴实沉稳。文如其人就是如此吧。

细想，凡事都有双面性。双面不一定是虚伪、表里不一，也可能只是一种自我保护，换句话说叫以退为进，读刘庆邦的文字，这种感觉时常出现。

好的作品应该具有辨识度，就像“听到脚步声，就能判断对方是谁”这样的熟稔，我喜欢以文度人，可我不想被人揣度。

“看题目，就猜出是你的文字。”不够熟识的一个朋友说。我窘迫，难道已经透明到这种程度了么？

和朋友聊起这种被所谓的“文风”固化的困惑，对方说：“被人识别出不一定是坏事，顺其自然坚持下去，不必急于改变，把一条路走好，比每条路都只是走过会更好一些。”

心中顿时释然良多。

散文也好，小说也罢，甚或于诗歌，当一个个字词句串联在一起，传达出一种独特和意义呈现在读者面前。于书写者，这是一份记忆的重建。通过写作，某些深埋于内心深处多年的记忆被挖掘，童年往事、青涩岁月、人生历程如一根细滕慢慢显现，让人不禁为之唏嘘，尔后梳理经验，总结教训，绕路而行。

除此，写作亦是一条宣泄内心的绝佳途径。

我经常想，我之所以能够坐下来写点东西，更多的原因是由于我内心深处的怯懦和没来由的慌张，所以我总想试图拿幻想与感情填满它。

写作的过程中，欢喜与无常总相伴而行。我用文字精准表达自己的认知与思考，不断剖析出身体内的反叛、犹豫、徘徊、悔恨痛苦与进退两难。我渐渐明白，天使和魔鬼可能同时居住在身体内，享受幸福的同时，也承担着痛苦，所以，有些人一生都不可能拥有宁静的生活。

朋友告诉我，安逸是写作者的噩梦。或许吧，但我叛逆，总认为文字也不一定非要剖析和揭露阴暗不堪的一面，毕竟还有那么多美好绕在身边，大有取之不尽之势。就像人生没有固定的活法，只要内心秩序不乱就足够了。

文学如生活。别多想，体验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