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玉

机关干部下乡是党和政府的一项光荣传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从未间断。不同时期的下乡任务有所不同，一般都是围绕当时的中心工作展开。比如，前几年的工作重点在于脱贫攻坚，如今则转向美丽乡村建设。无论任务如何变化，都要求下乡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目前，大多数下乡干部由单位配备炊具，自行准备食材、自己做饭，政府同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随着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干部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干部下乡的方式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回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部下乡实行的是“吃派饭”制度。那时，干部们被安排到村民家中轮流就餐。生产队干部会提前通知村民准备，偶尔也会临时安排，干部们到村民家赶上什么就吃什么，毫不挑剔。村民的生活条件不一样，那些无人做饭的或条件特别困难的村民不会参与派饭。村民总是热情好客，会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来招待干部。无论饭菜如何，干部们都欣然接受，端起碗就和村民围坐一起，有说有笑，非常随和，真正与群众打成了一片。那时的农村饮食普遍简单。早餐多是稀饭和杂面馍，配上一碟烧秦椒；中午是面条，若能炒个青菜鸡蛋或凉拌个黄瓜就算不错了；晚饭则通常是红薯茶、煮红薯、杂面馍，能有一盘滴了几滴香油的萝卜拌大葱，已属难得。平日里，饭桌上罕见白面馍和肉，更别提酒了。

干部们恪守纪律，饭后自觉掏出四两粮票和两毛钱作为伙食费交给村民。这些钱虽然不多，但鉴于当时物价水平，基本能够抵偿饭食。但这对于干部而言，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上世纪60年代，普通干部月工资约20元，上世纪70年代，月工资约30元（公社书记月工资约35元）。他们的口粮标准为每月29斤，下乡期间可增至36斤。如果每天都在村民家吃饭，按一天6角钱计算，一个月就要18元。那时的干部们还要养家糊口，非常不容易。他们每天不仅要开会，还要参加劳动，十分辛苦。但是他们与村民关系融洽，毫无隔阂，深受大家尊重。

干部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非常了解。谁家几口人、养了几只鸡和羊、生活有什么困难，甚至连锅灶门朝向，他们都一清二楚。他们不仅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提倡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不定期组织忆苦思甜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干部亲自带头吃麸子馍、喝野菜汤。当有人声泪俱下地诉说旧社会的苦难遭遇，他们会提醒大家牢记阶级苦、不忘民族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提高思想觉悟。

那时候到我家吃饭的干部比较多，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周的干部。后来才知道，他是公社组织委员，大家都叫他周部长。他年近40岁，个子高高的，常穿一身中山装，上衣口袋别着一支钢笔，手里总拿着个半旧的公文包。他说话时总是和声细语，让人倍感亲切。周部长在我家吃饭的那段日子里，不但耐心地辅导我功课，更在我性命攸关的时刻救了我。那是1964年春节过后，13岁的我独自背着书包步行去县城上学。由于要走将近40公里路，我一大早就得出门，要走到下午才能到学校。有一天早上，我在亲戚家吃了些剩饭就去上学了，谁知走到半路突然肚子剧痛。我强撑着往前走了一段路，疼得实在走不动了，只能蹲在路边，倍感无助。就在那个时候，周部长骑着自行车和同事去县城开会，看到我蹲在路边，立刻下车询问。了解情况后，他二话不说就把我扶上自行车后座，直奔县医院。医生诊断我是吃了变质的食物导致中毒，如果再晚来一会儿，后果将不堪设想。周部长的及时相助，让我躲过了一劫。这件事，我一生铭记。后来听说他调走了，至今不知他身在何方。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干部下乡的用餐方式逐步转为自行解决，但这并未影响他们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热情与决心。干部们依然坚持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全力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建车间、传技术、修路、植树、清理垃圾等等，一桩桩惠民举动，得到广大村民的认可。如今，在广大乡村，干部们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党群关系更加紧密，政府各项工作高质量落实落地，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