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中处处充满着反讽色调，大致可分三个层面。柳三性格、言行的自我反讽。比如他一生引以为荣的智慧其实不过是现实考量的算计，孟子言论的崇高与悲壮到了他那里成了卑劣自私行为的注脚，他对时代环境变化的敏感与迟钝，皈依佛门还想着死后留得全身土葬，等等。个人命运与时代社会之间构成反讽。从卖地开始一直到死，柳三的一生，看似自我设计，其实处处都与时代相乖违、错位。作者态度与作品意旨之间的反讽。表现为作者的肯定性态度与人物自我否定之间的悖反。

　　产生反讽的原因与叙述视角有关。叙述视角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叙述声音（谁在讲故事）、叙述眼光（谁在看故事）、叙述焦点（讲述谁的故事）。在小说《浮生》中，这三个层面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分裂状态。

　　首先，是谁在讲故事，表现为创作主体的跨性别写作与女性意识。跨性别写作也即反转性别角色的写作。首先，作为叙述者的柳小果是柳三的孙子，一个男性叙述者。其次，故事主人公是男性。再次，隐含叙述者采取的是一种男性视角进行叙事。最后，跨性别写作最明显的就是关于身体经验的书写。在小说中这些女性的身体都是非主体性的身体，她们身体的价值评判标准与柳三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密切相关。

　　但跨性别写作并不能泯灭性别差异。在小说叙述过程中，作者的性别意识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柳三所采取的一种宽容态度。其次，小说里面的女性保持了一种性别上的自我优势，那就是她们要么保持了一种独立人格，如刘静雅；要么有一种地母情怀，如刘凤仙；要么体现了一种宽容与博大，如尉迟清。

　　一方面作者将女性塑造得非常优秀，但另一方面又以柳三为主宰。这就造成了一种反讽。归根结底，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以“女性”的外延模塑了三位女性，但对其形象内涵没有展开。而对于其他女性的塑造更是落入男性文化的窠臼，如对柳小毛老婆兰桂外貌的鄙视。由于作者在跨性别写作中压抑了女性意识，跨性别写作成了男性写作，而在自我意识方面也患上性别失语症。

　　其次，是谁在看故事，表现为主体的介入与隐匿。在楔子里，叙述者是“我”——柳小果，是“我”——柳小果在讲述“我爷爷”柳三的故事。但这种叙述视角没有在小说全文中保持下去。除了在楔子里面看到“我”——柳小果作为一个叙述者出现，在正文中，叙述者“我”——柳小果神秘消失。正文的叙述者转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者。最明显的表现是，当这个叙述者在讲到“我”——柳小果时，也是第三人称叙述。这样一种调侃的口吻，就将楔子里面作者努力表白的要“为爷爷写一本书”的愿望、那种自认为“笔力有限”的谦逊以及“传奇的一生”的历史庄严感给解构了。

　　采用“我”——柳小果的眼光看故事，是一种限制叙事。这个限制叙事者由于其与柳三的定位是祖孙关系，那么，在叙述的时候，就有一种道德感在里面。所以，在楔子里，柳三的形象就裹上了一层神话的外衣，显得既富有传奇性，又有历史感。而全知叙述者与柳三无关，他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柳三的所作所为，并游刃有余地进行价值判断，于是柳三的那些自私甚至是卑劣的地方也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碰撞在一起，也造成了《浮生》的反讽效果。

　　最后，是讲谁的故事，即对待柳三身上体现出的民间趣味与国民性问题。小说开始的“传奇”以及作者在《后记》中表明的要把小说写得“更好看、更好玩儿”，注定了柳三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在情节的择取上充满了民间趣味。但作者志不在塑造一个具有传奇命运的民间小人物，她还试图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一些比较大的话题，如“投机”、“面子问题”、“奴性”等等，这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就有的国民性话题。

　　当轻松戏谑的民间趣味遭遇严肃的国民性话题，两者之间的结合不是不可能。民间趣味可以也应该染上时代性和社会性色彩，并且可以吸纳、融合和消解宏大历史。但问题是对于柳三这一人物，叙述者身份再次出现分裂：一个是民间故事讲述者的身份，一个是知识分子身份。两者相互拆解、抵牾，文本风格就不再圆融统一。民间故事讲述者所关注的是那些趣味性场景和事件，而知识分子所应该关注的应是这一场景和事件背后的精神性问题。但很显然，小说中民间故事讲述者在控制着故事的讲法，主导着故事的进程和节奏，而知识分子的力量就弱了许多，批判的东西锋芒未露就被前者所收编。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就是柳三出歪招致使齐窝头媳妇自杀。在这一事件中，知识分子处于失语状态，而作者所意图反映的国民性批判就成为一种悬置的存在。于是，在作者态度与作品意旨之间也就再次出现反讽。（作者为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