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范闽杰

完胜日本

三、开化运动

高丽时期（918年~1392年）佛教在朝鲜占据主导地位。十四世纪，程朱理学传入朝鲜半岛，并很快成为改革派的思想武器，这时的郑梦周（1337年~1392年）被尊为“东方理学之祖”。李氏王朝崇儒排佛，明定理学为官学，科举制度在朝鲜半岛的推行更使理学成为朝鲜知识分子追捧的经典。《易经·系辞传》中有“开物成务”之说，《礼记·学记》里有“化民成俗”之教，这就是“开化”一语的辞源。朝鲜的“开化运动”，即大清的维新变法，其近代开化思想源于刘鸿基。

朝鲜李氏王朝绵延五百多年，国祚直至近代，却一直保有着稳固的门阀政治，这种落后的政治制度对皇权政治是一种极大的挑战。重温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门阀制度在中国盛行于魏晋，衰落、消失于唐宋。北宋的科举制度彻底打破阀阅门第观念，寒门学子倒更容易入仕拜相，等级森严的门阀政治寿终正寝，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得到空前强化。

但朝鲜的贵族门阀制度却一直延续到近代。在李氏朝鲜王朝，除宗室李氏之外，全体人民被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是贵族，曰：“两班”（指文臣、武将）；下层知识分子被称为“中人”；普通百姓为“常人”；最下等的为“贱民”。在朝鲜只有“两班”贵族出身的人才享有政治权利，才有机会入仕做官，参加科举考试。刘鸿基虽有进步思想，因出身“中人”，也只能落得个“白衣政丞”的雅号，招徒科子。刘和当时的另一位社会活动家吴庆锡关系密切，吴亦出身中间阶层，没有机会进入仕途，只能担当翻译之类的低级属吏，但当他读到中国出版的《海国图志》《灜寰志略》后，最先嗅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先进性。利用随朝鲜使节多次到中国担任翻译的机会，吴庆锡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加上自己的切身感触，他更加强烈认识到朝鲜封建贵族政治的腐朽和没落。吴庆锡和刘鸿基，两人一拍即合，共同主导、宣扬改革思想，并最终影响、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贵族子弟。由于二人身份的限制，他们只是引导了开化思想的形成，并没有形成政治影响力。近代朝鲜真正把星散的具有强烈变革自强思想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形成一股政治势力的是朴珪寿。

朴珪寿（1807年~1877年），字恒卿，谥文翼，朝鲜哲学家兼文学家朴趾源的孙子，闵妃政府要员，是朝鲜最先主张与西方各国贸易通商的高级官员。

朴珪寿利用出使中国的机会，从北京购买大量最能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中文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灜寰志略》等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的图书，带回国内。他家的客厅里，经常聚集着一群“两班”出身却忧国忧民的年轻官吏，他们传阅图书，交流观感，讨论时事，共同为朝鲜国的前途劳心竭虑。应该说直到1877年朴珪寿去世，开化运动还只是一种思潮，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党派。诸闵的贪腐无度，社会的动荡不安，朝鲜国内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外部列强环视，倭人觊觎，朝鲜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改革成为朝鲜大多数进步人士的共识。朴珪寿的门下既有老成持重的金允植，也有年少气盛的金玉均，这就说明开化运动初期大家还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发表己见。

金允植父母早亡，从小跟随叔父金益鼎生活，其叔母朴氏正是朴珪寿的堂妹，所以金允植深受其开化思想的影响。另外鱼允中、金宏集为代表的高级官吏，亦力主顺应时势，变革社会。只是他们主张继续维系与清廷的藩属关系，并以中国改革派兴办洋务为榜样，缓缓推进改革，达到“东道西器”①的改良目的，以避免与保守派决裂。他们被习惯称为“稳健开化派”。不论是称其为“改良开化派”，还是讥之为“开化派的同情者”，他们在开化运动早期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如前所述，金宏集作为修信使第二次赴日归国后，向国王李熙呈献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建议朝鲜“开放、均势、自强”以抵抗来自俄国的威胁。这次上书在朝鲜引发一场开化理论和“卫正斥邪论”的大争论，双方以“上疏”争取国王支持的方式，唇枪舌剑，相互攻击，开化派和守旧派正式决裂。“卫正斥邪”运动一度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直到高宗下令处死攻击政府的极端斥邪论者李晚孙、洪在鹤，开化派才日渐占据上风。

与保守派决裂后，朝鲜开化派的阵营亦日渐分明。稳健开化派坚持事大主义，主张向中国的洋务派学习，稳步开放，变革，即“东道西器”，持这种观点的多是年长权重的老臣，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是这一派的代表；激进开化派则希望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希望尽快摆脱中国控制独立自强，依靠日本的帮助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这一派的人员多是些缺乏政治经验的少壮派贵族子弟，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为代表。

1881年农历七月，高宗决定以金允植为领选使，率从事官尹泰骏、翻译卞元圭、学徒25人、工匠13人及其他随员，共近百人出使中国，并常驻中国天津学习洋务。表面看金允植率队赴天津学习洋务是稳健派开化派争取到的开化成果，其实这只是闵妃政府瞒天过海的政治谋略，金允植赴天津的真正使命是和美国公使秘密接触，商谈朝美签约事宜，随行的庞大使团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开“卫正斥邪”人士的目光和反对。

闵妃上台伊始，即开始采取讨好、拉拢日本的政策，相比于事大主义，他们与日本的接触才是积极、认真、卓有成效的，日本势力也借此机会大肆向朝鲜渗透。1876年，金绮秀率领朝鲜第一批“绅士游览团”赴日本考察，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变化和发展给游览团成员很大触动，他们将见闻集成《日东记游》，在朝鲜国内形成巨大反响。

在民间，汉城郊外奉元寺僧李东仁为朝日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李东仁，釜山人，1864年削发为僧，早年受到刘鸿基的影响，接受开化思想，并通过刘结识金玉均等开化青年。1877年，日本京都东本愿寺僧奥村圆心在釜山建立东本愿寺别院，李东仁频繁出入东别院，与奥村圆心交流学习，这让他通习日语，并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成为朋友。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到奉元寺拜访时，李东仁向他们宣扬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强调日本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已经达到国富兵强、社会文明的目的，指出朝鲜应向日本学习。金玉均遂决定资助李东仁秘密赴日，先遣联络考察，李东仁亦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日本之旅。

依照圆心主持的安排，李东仁先后到日本京都东本愿寺、东京浅草别院（属东本愿寺）挂单，并通过两院主持推介与日本各界进行了广泛交流，其中包括庆应义塾创始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英国驻日公使萨道义，并加入“兴亚会”。李东仁聪明伶俐，仪表堂堂，用花房义质的话说：“衣袴头发，皆如显堂之官吏或书生，坐作言语，异于我人。仅就应答之间而言，似是能说会道”②，李东仁所到之处广受欢迎。此时正值金弘集带领第二次修信使团赴日谈判修改无关税协定等问题，李东仁前去拜会，向金弘集汇报了自己在日本两京（指京都、东京）游历近一年的成果，给金留下深刻印象。1880年9月29日，李东仁随金弘集返回朝鲜。回国后，通过金弘集，李东仁转投权臣闵泳翊门下，并得以拜见国王李熙。这年四月，国王派李东仁秘密赴日，会见大清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1881年3月，李东仁接受国王指令第三次赴日，协商组织第二批“绅士游览团”赴日考察及向日本借款购置炮舰事宜。李东仁却突然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了踪迹，至今仍是朝鲜近代史中的一桩谜案。

1881年农历四月，鱼允中率领第二批“绅士游览团”赴日考察。四个月里，他们对日本工矿企业、国民教育进行了全面考察，并与日本朝野人士广泛接触。送考察团回国后，鱼允中从日本经上海到达天津，拜访李鸿章，之后从天津再次返回日本。鱼允中将自己的得意门生俞吉浚、柳完秀留在庆应义塾，拜福泽谕吉为师，学习进步思想。鱼允中将自己旅日见闻心得编成《中东记》，游览团其他人士亦写出大量旅游日记，稳健开化派的这些舆论宣传对朝鲜开化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81年12月，金玉均首次访日，金在日本接触的既有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启蒙者，也有财界巨头、政坛大咖，如井上馨、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至此，迎合日本、倚仗日本，并以日本为榜样改革朝鲜政治，成为金玉均的政治理想。

壬午兵变平息后，闵妃政府委任锦陵尉朴泳孝为修信正使，带领金玉均等人赴日“谢罪”。日本非常重视这次机会，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强调：“今次之朝鲜使节与通常使节性质不同，具有特别的意义，不论前例如何，希望尽可能地给予亲切迎接，若使彼方得到好的感触，在交际上将有不少裨益。”③所以，日本政府对二人极尽拉拢、讨好之能事。日方承担了使团的旅行费用；安排二人晋见天皇；两国《济物浦续约》顺利换文；日本政府答应把朝鲜政府50万赔款的还款期限展延10年；促成横滨正金银行与朝鲜签订17万日元的借款协议。朴、金二人在日本可谓风头出尽，且外交成绩亦耀目斐然，这些招数也收到了实效，更坚定了朴、金二人依靠日本支持实现政治抱负的立场和决心。

壬午兵变，大院君李昰应重新掌权。闻听国内政权交替的消息，远在日本出使的金玉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把大院君重新执政视为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绝好机会。金玉均认为“摄政国父（指大院君）虽顽梗，然其政治正大，国王殿下聪明，然乏果断，故必将以死说国父。”④金玉均希望能借助大院君处事果断有魄力的“虎威”，冒死进谏游说大院君，劝其支持开化思想，以实现自己改良朝鲜政府和社会的目的。但当其匆匆赶回朝鲜时，大院君已被庆军押往天津，金玉均的理想破灭了。失望之余，金玉均等激进开化派们更把此事和国家主权、尊严连在了一起，认为大清拘捕大院君侵害了朝鲜主权，冒犯了国家尊严。

“自此，激进开化派即把反清和打击‘事大党’，作为其主要打击和斗争的方向。在中朝两国共同受到日本威胁的前提下，激进开化派把其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国清政府，必将在推进开化运动的策略选择上作出错误的判断。” ⑤

稳健开化派和激进开化派亦开始走上分化、对立、公开争斗的道路。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场更大规模的阴谋和杀戮开始在汉城酝酿。（未完待续）

注：

①东道西器：指继续坚持东学（理学）的理论指导，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

②《韩国开化史的诸问题》李光麟著，一潮阁，1986年，第7页

③《日本外务文书》第15卷，第293~294页，160号文书《关于接待朝鲜国使节的报告》及其附件。

④《金玉均传》上册，古筠纪念会编纂，第147页

⑤《朝鲜近代史1863-1919》曹中屏著、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