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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黄土地走出的“小说王”

刘庆邦:黄土地走出的“小说王”

您当前的位置 :中华龙都网  >> 新闻中心     来源: 2015-02-09 15: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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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报记者 张劲松 朱海龙  实习生 李孟洁  文/图

    从农民、矿工、记者到著名作家。

    这是对刘庆邦人生的简单概括。

    1978年,刘庆邦发表了处女作《棉纱白生生》,到成名作《走窑汉》再到《红煤》,30多年来,刘庆邦用心血与眼泪刻画了乡土与矿区人民的生命姿态与情感。短篇小说《鞋》获1997年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和《哑炮》先后获得了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出于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他都要回老家看看。说起农村的变化,刘庆邦说,一言难尽,不过,这些变化大多都通过他的笔反映了出来。

    由于其在小说方面的精深造诣,刘庆邦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一级作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曾为红卫兵  串联走中国

    1月19日,在北京某街道的刘庆邦办公室里,记者一行见到了他。今年63岁的刘庆邦生于沈丘县刘庄店镇刘楼村,他温文尔雅,气质出众,说话和蔼可亲,音量不大,不紧不慢,看似悠闲,但却字字珠玑。

    讲述自己的故事,刘庆邦是从“文革”开始的。

    1966年,刘庆邦上初中二年级,成绩在班上优秀的他,再有一年就能上高中或者考入中等专业学校就读,但正好赶上“文革”,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上学。

    上初中时,刘庆邦特别爱好写作,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学校里每期的墙报也都少不了他的作品。遗憾的是,“文革”开始后,他被送到“大自然”中,接受“再教育”,在村里当起了农民。当农民的那段时间里,他学会了所有农活儿,栽红薯、割麦、锄地等农活儿他都干过。诚然,这些经历是他的小说乡村气息很浓的一个主要原因。其间,他曾作为红卫兵去过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而后到过武汉、长沙、韶山、江西南昌、上海、南京等地,转了大半个中国,这段经历让他感触颇深,也让他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之后,他很想走出农村,可就是没有机会,因为在那时候,谁要是擅自出走,是会被当成盲流的。

    怎样才能走出去呢?刘庆邦选择了当兵。可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接连二年,他都是政审不过关,原因是父亲当过国民党冯玉祥的下级军官。兵没当成,刘庆邦感觉真是没有前途了,甚至非常绝望,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他在公社院子里坐着,泪流满面,心中的委屈不知道向谁倾诉。

    1970年,他在公社里写材料。有一天,忽然来了个好消息,煤矿上来招工了,一个大队只一个名额。当时,欣喜若狂的他赶紧向村干部争取,经再三努力,他终于在乡亲们艳羡的目光中,从沈丘农村被招工进城,在郑州矿务局当了一名矿工。

    “正是到了煤矿,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从挣工分的农民成为吃商品粮的工人了。”谈起那段历史,刘庆邦心里还留有当年的欣喜。

    一个矿工是如何走向文学之路的?这故事说起来颇为浪漫。刘庆邦说,当时写文章的动力,源于对漂亮姑娘的追求,那个时代的漂亮姑娘爱的是才华,不是金钱。

    写文章  赢女友芳心

    1972年,21岁的刘庆邦和女友确定恋爱关系后,为了“显摆”自己“高人一筹”,除了会挖煤还会写点东西,他给女友写了个短篇小说《棉纱白生生》。虽然这篇小说后来被他评价为“像写好人好事的通讯稿”,但依然成功赢得了女友的芳心,后来,二人结为夫妻并相伴至今。

    “我和女朋友虽然在一个厂,但我愿意给她写信,愿意用文字表达我的心情。除了写信,我还给她写一些断开的句子,也可以说是诗吧。那些诗并不是直接赞美女朋友,主要是写山川的秀丽,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心情。”刘庆邦回忆,当时他们厂附近有高高的伏牛山,有深深的山沟,一年四季,山上景色宜人。后来,他突然想到,何不试着把美好的感受写出来呢?于是他就趴在床上以诗的形式写起来。那时的刘庆邦,脑子好使,出手也快,文思如泉涌,一会儿就写了好几页,恐怕一百行都不止。写完了就拿给女友看。女友读得小脸通红,一再说好。

    得到第一个读者也是唯一的读者的赞赏,刘庆邦写得更加有劲,每每拿给女友邀赏。

    因恋爱的事,车间领导说他和女友被资产阶级的香风吹晕了,要拉他们一把。拉的方法就是批判他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所谓的批判让刘庆邦意识到自己有写小说的天赋。

    “领导说我写的东西加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部黄色小说。当时我脑子里放电似地闪了一下,心想,我难道会写小说?我知道我写的东西非常纯洁,连亲呀爱呀情呀这样的字眼儿都没有。我重视的是他说的‘小说’两个字。”刘庆邦回忆,在此之前,他从没敢想过要写小说,从没意识到自己有写小说的天赋,是领导批判的话从反面提醒了他,在他心里埋下了从事小说创作的种子。

    后来,为了使自己在精神上胜过别的男人,为了不让自己心爱的人失望,他就选择了写小说,写完后依然拿给女友邀赏。拿他的话说,小说没地方发表,他就敝帚自珍,存在箱子里。

    后来,刘庆邦被调到矿务局宣传部写通讯报道。通讯工作给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

    1978年,各地的文艺刊物相继办起来了。刘庆邦看到一本《郑州文艺》,上面有小说、散文、诗歌等。他马上想到了沉睡箱底的那篇小说《棉纱白生生》,翻出来看了一遍,觉得和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比也不差,又稍微改了一遍,誊好,就寄走了。“让人想不到的是,6年前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而且还是当期刊物的头篇,这对我的鼓舞和推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同年,刘庆邦调到了北京,在《煤矿工人》杂志当编辑、记者,直到2001年。

    做煤矿报道记者这个职业,他曾经多次采访全国多起特重大矿难事故。这让刘庆邦开阔了眼界,让他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去回望生活。刘庆邦曾经看过一份矿工与矿主签的合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若出现意外,一根指头赔偿50元。”矿工们几乎没有话语权。这些,都成为刘庆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论成就  被誉为“短篇小说王”

     “刘庆邦对短篇小说的长久偏爱几近忠诚,他的努力为这种文体作出了重要而积极的贡献。刘庆邦就像老实本分的手艺人,我们从他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不受喧嚣干扰的专注、耐心与沉迷,看到那唯有保持在笨拙里的诚恳,以及唯有这种诚恳才能达到的精湛技艺。”

    这是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对刘庆邦的颁奖词。

    之前,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鞋》获1997年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和《哑炮》先后获得了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得了第四届和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从事文学创作40余年,刘庆邦在作家当中得到了很高的人望,同行们都称他为“得奖专业户”和“短篇小说王”。

    提起“短篇小说王”的称号,刘庆邦笑着说:“短篇小说之王什么的我不敢当。我认为,衡量一部小说优劣的标准不在于篇幅长短,而是要看它的内在价值,我写大量的短篇小说,其实是对文学商品化、市场化的一种对抗。”

    从1972年开始写作到现在,40余年间,刘庆邦创作了《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梅》《遍地月光》等9部长篇小说,《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40余种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这一篇篇、一部部,柔美或酷烈,都是在用眼泪和心血刻画着乡土与矿区人的生命姿态和情感。

    “后来写作成为了一种需要,是为了安顿自己。”刘庆邦觉得,如今写小说不光是心灵的需要,也是生理的需要,不写就坐立不安,一动笔则全身愉悦。

    说话间,刘庆邦从书架上取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东风嫁》签名后送给记者,他说,这本书先后印了三次,印量达到9万册。“有时候我会被自己的作品感动得哭,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浓烈的东西,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

    众多初学写作者将他的短篇当做“教科书”。林斤澜曾评价刘庆邦的小说,“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王安忆说,刘庆邦的小说总是有一个悬念,并且他也总不回避困难,有勇气也有力量开辟这一悬念,将“革命”进行到底……

    记者粗略估算一下,刘庆邦创作的短篇小说目前已有270篇左右。在刘庆邦看来,短篇的艺术要求比较高,考量着一个作家的语言驾驭能力和想象力丰富程度,证明着文学艺术性的存在。

    作家王安忆评价说:“读刘庆邦的文字,能体会到他对文字的珍爱,这是个如农民爱惜粮食般爱惜文字的人,从不挥洒浪费。”

    刘庆邦“短篇小说王”的称呼并非白来,青年导演李扬借他的《神木》拍的电影《盲井》震撼了不少人,也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

    读作品  一半是煤一半是土    

    熟悉刘庆邦的读者都知道,在刘庆邦的作品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这两类作品记录着他记忆深处的两条幽深隧道,他将其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与自然的抗争”。

    谈起代表作《神木》的创作初衷时,刘庆邦说:“这是我最熟悉的两个生活环境,写这些作品,都是在写我的记忆、我的生命体验。这样的创作才有激情,才有自己的坚守。”在他看来,天性的善良是成为作家最根本的条件。

    刘庆邦经历过9年矿区生活,因为常常要在地下几百米的地方工作,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常常感到耳膜像被加厚了好几层,但这还不算他关于下井最有趣的“发现”。他认为,凡是矿工,脸上都会“写着”只属于矿工的特殊标记——矿工常常会在井下受些小伤,而这些伤口会很容易沾上煤,煤尘渗透,会形成蓝色的煤斑。“只要看到这种煤斑,你就知道那一定是煤矿来的弟兄。”在生死攸关的沉重生活里,矿工们必须也只能以幽默来释放压力。黑暗中,男人们喜欢拿女人说笑,他们会在黑色铁柱上用白粉笔画女人裸体,把又冰又硬的地下柱子称为“铁姑娘”,把不见太阳的白毛老鼠称为“白毛女”。

    刘庆邦亲历过饥荒,河南饥荒很严重,死了很多人,饿得头大脖子粗,他本人就吃过柿树皮,说是很硬。后来,他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至于写这个题材的契机,刘庆邦表示,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

    谈起对家乡的感情,刘庆邦说,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他都要回老家看看,“我每年都要回家,那不叫深入生活,那是回家啊!如果硬要那么说的话,那叫深入到家了。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

    拿刘庆邦的话说,对于煤矿和农村,他分别创作了三部曲。他的煤矿三部曲是《断层》、《红煤》、《黑白男女》,农村三部曲为《平原上的歌谣》、《遍地白花》、《黄泥地》。

    近几年,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有了新动向,他开始写北京,写城市生活了。“我在北京生活了36年,北京拥抱了我,接纳了我,我也积累了很多的情感和素材。”刘庆邦说,北京是个大都市,如何表现北京,如何找到切入点他想了好几年。“只有切入点小了,才能扩大内涵,进入城市生活内部。”

[ 责任编辑:戴宇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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